事实上，我国司法实务中涉及警察防卫的案件并不少见，但是，对于此时应当以何种标准认定警察行为的合法性，实务中却存在多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案例1：醉酒的徐某与其母亲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县火车站候车厅候车。

针对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义务范围和边界的问题，在旧《条例》的框架下，既有研究提出了最少存留适用规则，具体包括三项子规则：第一，《条例》前36条的内容中的基本原则以及所有的规范，均可一般性地适用于第37条。第一种是援引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具体办法，共6个案件。

鉴于铁路运输的相关主管部门或机构目前尚未制定相应的具体办法，故中国铁路总公司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信息公开的条件并不成就。后者则是以给付行政为基础，单纯以提供普遍服务为目的。[lvii]林某与中国联通延边州分公司信息公开案(［2014］延中行终字第36号)、陈某、吴某与瑞安市移民安置办公室信息公开案(［2017］浙03行终276号)、黄某与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信息公开案(［2015］佛中法行终字第84号)。二是考量信息应否公开。如在李某与广州医科大学信息公开案(［2017］粤行申476号)中，原告向广州医科大学申请公开其工作调动审批程序及档案在何处保管的信息，被法院认定为属于内部人事管理信息，并非政府信息。

[xii]原告胜诉是指法院判决要求被告公开信息或确认被告的公开行为违法，除此之外都认为属于被告胜诉。再审法院认为，《供水、供气、供热等公用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八条规定供热行业重点公开的信息包括‘热力销售价格，维修及相关服务价格标准，有关收费依据，其中的‘有关收费依据应为前述‘销售价格‘价格标准的‘依据，而非原告所理解的向每个供热用户如何收费的依据。参见前引[31]，黄舒芃书，第9-11页。

[lxiii]前引[9]，宮田三郎书，第75页。对于那些目的论解释无法奏效的案件，需要基于公权力观念认可行政机关的判断余地。即，有一些对象是否适用该概念是明确的，但有一些对象并不明确。[xxvii]前引[25]，Hans Kelsen书，第332页。

他接着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介概念的决定性基准的选择是否可以有不同意见？即使盗窃行为发生于几年前，该行为发生后，营业申请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也足以将盗窃作为其不可靠的理由吗？这个问题有唯一正确答案吗？乌勒认为，在临界案件（Grenzf#228;lle）中，如果行政机关的见解是合理的（vertretbar），那么行政法院必须放弃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去代替行政机关的价值判断。第二，特定目的与问题规范之间的归属关系依赖于相应的理由，但制定法这个概念在目的和理由的援引与扩展中会丰富化，以至于制定法的拘束可能会转化为法的拘束或法秩序的拘束。

就本案而言，《艺术著作权法》第23条第1款为根据规范，如果将之假定为行政法规范的话。换言之，为满足市民的知情权而认可对刑事案件的新闻报道，必然会对罪犯人格领域造成侵害，被报道人须忍受在此限度内的不利。[lxxxvii] 1.利益权衡的出发点与基本规则：本案中，相互冲突的两个原则分别是基本法第1条第1款、第2条第1款（人格权）和第5条第1款（新闻自由）。也就是说，文脉并不必然告诉我们概念的使用规则，语义学分析在多义性面前面临边界。

对此，乌勒的言说并不透彻。[xxxi]黄舒芃：《框架秩序下的国家权力——公法学术论文集》，2013年自版（台湾新学林总经销），第6页。[xxii]这一理解固然是准确的，但既然如此，又如何能既承认判断余地又固守行政裁量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二元论呢？[xxiii] 总之，德国行政法学接纳判断余地理论对全面审查原则所作修正，带来了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被（受基本法特别是第19条第4款所强化的）价值导向思考遮蔽了。再次，该词还有一个更强烈的意义，指在精神上集中于某事，参与某事。

如后所述，阿列克西对科赫的批判就是着眼于此点。3.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出现于语言规则的尽头——多义性、模糊性，特别是后者及与之伴生的评价开放性（如果该概念包含着评价性意义）。

[lxxi]但谁是立法者呢？如果立法者是复数的，他们经合议立法，那么什么才是立法者一致的意图呢？这些问题始终缠绕着发生学解释，[lxxii]故而这种解释技术基本上不能解决问题。比如，科赫和阿列克西所接力完成的在语义空间内追加价值判断这一解决方案，针对的是模糊性和评价开放性，多义性不在其预定射程之内。

[lxxix] 所谓重力公式，其核心是权衡法则（Abw#228;gungsgesetz）：一个原则的不满足程度或受损害程度越高，另一个原则被满足的重要性就必须越大。（四）判断余地的证立 科赫对行政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展开的思考可以凝炼为两点：第一，不论是价值概念还是倾向概念，都带有描述性意义。[vi]换言之，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认识论意义不是论者所关心的，如何展开正确的法学思考才是论者所拘泥的。[xcv]参见［日］赤間聡「公法上の不確定な法概念とその適用の合理化: H·J·コッホ及びR·アレクシーの公法理論を中心に(二)」青山法学論集第38卷第3·4合併号，第56页。那么,目的论解释如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奏效呢？ 阿列克西对此表示怀疑。第二种则是在主张，所有的决定都必须逻辑地从法律的意义与事实中导出。

为了论证某种解释而援引过去或者外国的先例，只能以该先例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理想或不理想为前提，即必须追加价值判断。[xiv]即，原则上，不确定法律概念应受全面司法审查。

障碍可以分为多义性（Mehrdeutigkeit）和模糊性（Vagheit）两大类。关键词:  不确定法律概念 行政裁量 解释基准 语义学分析 法律论证 引言 不确定法律概念广泛地分布于各个法律部门，但其各自的问题性有所区别。

[lxxx]参见前引[70]，阿列克西书，第150页。[lix] 两相比较，科赫的分析无疑要更为精密，或者说更符合逻辑和经验。

但若只具有语义效力，道义语句还不能转变为现实的规范这一观点早已隐含在凯尔森的框架理论之中，[xxxix]只不过他晚年客居美国，开始向经验主义倾斜——将规范定义为意志行为，将规范的实定妥当性的基础置于被授权的规范定立者的经验性意志行为。尽管如此，以上命题群所意味的法学思考与行政法学传统的价值导向思考相比，仍然有着显著的前进。第三种最为严格：不仅是决定的内容，将之导出的思考过程本身也必须受法律拘束。第二，如果某对象只是母亲初次阵痛前的胎儿，那么ta还不是人。

1.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适用首先应当着眼于该概念的语义。而像‘好的污水道这类词则可以有非常严格的标准，但无论如何都依然是评价性的词语。

日本学者宫田三郎的指摘，即判断余地理论是一种基于经验考察的裁量理论，[lxiii]应该就是此意。如，对我国相关学说影响甚巨的德国学者毛雷尔在论证不确定法律概念应受全面司法审查时，进行了如下阐述： 行政虽然是——立法和司法之外的——一种独立国家权力（基本法第20条第2款），但是，它不仅受法律和权利的拘束（基本法第20条第3款），而且——在涉及公民基本权利时——受法院的控制（基本法第19条第4款）。

[xxiii]参见前引[8]，毛雷尔书，第144页。科赫认为，是黑尔将卡尔纳普的价值概念的适用基准提升到了描述性意义。

进入专题： 不确定法律概念 行政裁量 解释基准 语义学分析 法律论证 。概率的测定可以借助经验科学的力量，通常并不包含评价。[lxxxv]参见前引[62]，阿列克西书，第23页。所以，产生对青少年有害的效果可以公式化为：阅读某书刊会在一定概率上引发道德上的不健康成长。

[lxxxiii]其要旨是，法院在问题规范[lxxxiv]之外证立了一个新的一般规范：当罪犯的再社会化受到威胁时，一个反复播放的、不再具有时事信息利益的关于严重罪行的电视台新闻报道无论如何是不被允许的。[xciv]参见前引[65]，阿列克西书，第265页注（6）。

(二)全面审查原则的修正 全面审查原则尽管是正确的，却有一个问题始终绕不过去：不确定法律概念在个案中一定有唯一正确答案吗？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因为它问的是法律适用行为（判决或行政行为）与法律（藉由不确定法律概念所表达的意旨）之间的逻辑关系。首先，在民法中，作为意思表示成立的要件，双方当事人必须Anwesenheit。

但如果不确定法律概念在（哪怕是少数）个案中并无唯一正确答案，这种判断代替就不是顺理成章的了。[l]参见前引[46]，恩吉施书，第134页。